这场20世纪最长的“马拉松”谈判（从1968年5月13日到1973年1月27日）引起了世界舆论的特别关注。一周前，1969年1月18日，第一次四方接触在巴黎举行。媒体纷纷涌入巴黎搜寻谈判进程的最新消息。

决定为正义而行动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形势复杂多变，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深刻且全面的对立，体现在军备竞赛和核武器发展，古巴导弹危机、阿尔及利亚革命、1968年法国和西欧五月运动、法国大规模罢工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强劲兴起等。

其中突出的是，随着美国将破坏性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越南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正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世界舆论强烈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很少有人相信越南会取得胜利，因为这是一场超级大国与多年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之间，实力不平衡的对抗。因此，在巴黎举行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各场谈判的消息受到世界舆论的高度期待。

在此背景下，在巴黎圣母院塔顶上悬挂越南南方解放民族阵线旗帜的旅程通过奥利维尔·帕里奥（Olivier Parriaux）和伯纳德·巴舍拉（Bernard Bachelard）的故事得以再现。

1969年，来自瑞士西南部沃州3个村庄的3名小伙子，包括26岁的体育老师伯纳德·巴舍拉（Bernard Bachelard），24岁的法律系大学生诺亚·格拉夫（Noé Graff），25岁的物理系大学生奥利维尔·帕里奥（Olivier Parriaux）。响应当时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反对在越南战争的运动，三名年轻小伙子希望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来表达对越南人民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的声援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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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年在11月17日举行的瑞士公民知恩见面会上发表讲话（图片来源：人民军队报）

经过仔细讨论，他们一致决定，争取在四方代表团准备在巴黎举行会议，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旗帜悬挂在巴黎圣母院的塔顶上，以此表达对越南人民的声援。

后来，奥利维尔·帕里奥先生透露，他们决定选择悬挂这面旗帜，是因为这一事件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吸引世界媒体的关注，从而体现世界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支持。再说，这一象征性行动不包含暴力，体现出和平爱好者的精神。此外，以小组形式行动，可以帮助他们保密身份，限制信息泄露。

行动时间预计于第一次四方谈判（1969年1月25日）做准备的预备会议当天（1969年1月18日）。当时，巴黎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这面旗帜将在 1969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典礼之前，在塔顶上飘扬，以表达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反对。

关于地点，经过仔细考虑，他们同意不选择埃菲尔铁塔，而是选择巴黎圣母院，因为这里不仅是巴黎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而且还是法国的神圣象征，是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UNESCO)承认的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精神、人文和历史价值。

计算与行动

商定方向后，他们对每个人分配具体任务。诺亚·格拉夫负责驾车和警卫任务。奥利维尔·帕里奥和伯纳德·巴舍拉爬上旗塔顶部挂上旗帜，编写一份新闻公告并发送给法国日报《世界报》（Le Monde）。伯纳德·巴舍拉的妻子当时刚刚生小孩，连续几天熬夜缝制了一面长5米，宽3.5米的越南南方解放民族阵线的丝绸旗，他们还计划缝一条额外的边框并插入一根塑料绳，这样即使没有风，旗帜也能伸展。携带的物品还包括一条约20米长的绳子和一把铁锯。当然，纸、笔和装着新闻公告的信封以及路上要花的一些法郎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没有手电筒，也没有智能手机，因为当时还没有手机” ，奥利维尔·帕里奥先生幽默地打断了故事。

1969年1月18日星期六早上6点，天还很黑，从瑞士洛桑市，三名年轻小伙子将物品装进一辆破旧的雪铁龙2CV品牌汽车，行驶500多公里并于13点抵达巴黎。根据分配的任务，诺亚·格拉夫在附近的街角寻找停车位，并在深夜时分闪烁头灯向队友发出信号。剩下的两个人把折叠的旗帜裹在身上，把铁锯和绳子藏在厚厚的外套里。当时，巴黎正值冬季，天气相当寒冷，低于4摄氏度。

奥利维尔·帕里奥和伯纳德·巴舍拉很快就加入了当天参观巴黎圣母院的最后一批游客队伍。抓住机会，两人落在后面，然后立即躲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躲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夜幕降临，两人按计划开始行动。由于仔细研究洛桑市鲁米内宫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巴黎圣母院建筑图纸，他们对实际地形并不感到陌生。此前，在瑞士举行的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示威活动中，他们也成功练习将越南南方解放民族阵线旗帜悬挂在洛桑和伯尔尼的大教堂塔顶上。

经过仔细的计算和准备，不顾寒冷漆黑的夜晚，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只有勇敢之心和灵敏的判断力，两名个小伙子摸索着，征服每一步楼梯，到达了96米高的塔顶，不免心跳加速。在瑞士洛桑法夫尔出版社于2023年1月出版的《Le Vietcong au sommet de Notre-Dame》（巴黎圣母院塔顶上的越共旗帜）一书中，奥利维尔·帕里奥先生回忆道：“惊讶：不是从钟楼到排水沟墙有一条连续的路径，我们已发现要越过的一个2米的间隙，下面是35米的深度——我们曾研究的图纸没有指出这一点。天黑了。背贴着钟楼的墙壁，退无可退，伯纳德·巴舍拉毫不费力地冲了过去。我跳了过去，差点失足，伯纳德·巴舍拉拉住了我”。

当被问到在执行那个危险的悬挂旗帜行动时是否考虑过风险因素时，奥利维尔·帕里奥先生微笑着说道：“当然考虑过，如果顺利就没问题，但如果发生风险，例如在爬上塔顶时滑倒，那可能是最糟糕的结果——丧失生命。如果被发现和包围，我们可能会面临监狱。我们已经预料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并随时准备面对，只是如果被捕，伯纳德·巴舍拉将是最辛苦的人，他将失去工作，他的妻子刚刚生小孩”。

这些勇敢的小伙子在攀爬巴黎圣母院顶部，挂旗是否遇到危险并安全返回？在下一期文章中，上述人物30个小时执行“特殊任务” 将得到揭晓，让读者懂得故事的来龙去脉。（未完待续）

（金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