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建设“易记、易懂、易执行”的法律体系
在国会讨论十四大文件草案前，苏林发表讲话，提出若干内容组别供代表们讨论。苏林指出，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依法治国，建设“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现实中仍存在“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行””、“议场通畅、基层卡壳”等情况。
苏林要求各位代表明确指出：为什么有些法律、法令、通告制定得很详尽，但基层干部不敢做，企业踌躇不前，人民不知所措；哪些地方存在重叠、理解差异，哪些地方赋权却要求超出可控范围的责任。
苏林强调，要朝着“易记、易懂、易执行”的法制体系迈进。法律用语必须简明清晰，不可含糊晦涩，不可留下滥用或规避的空间。政策出台要能评估影响、控制风险，尤其要创造便利而非增加手续。一部好法律，不在于文辞优美，而在于能真正走进生活。各代表需指出：为使法律真正落地，十四大文件应补充和调整哪些方向，须“直言以便直改”。
关于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完善，苏林提出，要回答清楚：“我们是否已经做到每一权力都被法律框定、依职权运行、以民为本？是否还存在让人民感到‘想就给、不想就不给’的情况？是否还存在人民必须‘请求’原本属于其权利的现象？”
“若这些问题尚无充分答案，那正是法治国家尚未完善之处。法治国家建设的是一个强而不滥权、有纪律而不脱离群众、果断行动而仍具人文、理性与对话精神的国家。这些方向必须在十四大文件中阐明。”苏林强调说。
关于分级放权与组织机构，苏林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分什么、分给谁、附带何种条件？以及责任机制、监督机制如何设立？
“代表们要直言。凡是下级能更快、更贴近民众作决策的，就应大胆下放。但下放不是‘推卸工作’或‘下移风险’，而必须伴随资源、人力、工具及法律安全空间，让干部敢做敢担，不致蒙受无辜的个人责任。”苏林指出。
关于“两级地方政府”模式，这是一项新颖、重大、敏感并直接关系基层民众和干部生活的议题。苏林希望代表们具体建言：该模式如何设计才能确保民众不远离政府、公共服务不断档。不能以“精简机构”为名而导致更多“特批”的环节。关键是基层政府应拥有哪些权力、资源以承担基层发展使命，以及相应法律保障如何确立。中央、省（市）、基层三级政府必须成为运转顺畅、分担责任、相互支持的有机整体，绝不能形成“三级踢皮球”，让人民四处奔走。
党要绝对、全面领导但不包办、不替代、不放任
关于党、国家、祖国阵线、各团体与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苏林希望代表们进一步建言：如何建立机制以确保党绝对、全面领导但不替代、不包办、不放任；政府依法行政，敢于承担个人责任；祖国阵线与政治—社会团体真正成为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可靠桥梁；人民不仅是受益者，更是参与者、监督者、反映者和同行者。若说“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设计机制，让人民真正有发声权、监督权与实质性参与机会。
关于党的领导和执政作用，苏林强调，越南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即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负起责任。执政不仅在于制定路线，更在于组织实施、检查落实并对结果负责。
苏林指出，十四大文件不能仅笼统提“加强党的领导”，而要阐明：党的领导旨在确保一切政策与法律真正服务人民、发展国家、维护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巩固全民族大团结；党的领导旨在反对部门、地方本位主义和利益集团思维，防止消极、腐败、浪费；党的领导还要保护那些敢想、敢做、敢担当、为公共利益奉献的人。
关于创新思维与国家治理方式，苏林建议代表们结合自身所在行业、地方和领域的具体情况提出意见：哪些手续仍繁琐，使企业厌烦；哪些环节令人民多次往返仍办不成事；哪些地方仍存在“跑机制”的现象。要敢于直言、不回避，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谈及文件草案的新亮点与突破，苏林介绍，文件起草小组共提出18个新点，被视为敢于创新、敢于转型、敢于重组体制与运作方式的体现。
苏林希望各代表回答两个问题：这18个新点是否足够有力？是否仍有部分停留在“主张”、“方向”、“将研究”的层面，而社会已要求具体答案与清晰路线？作为贴近民众、了解实际的代表，还有哪些问题未被充分反映？哪些瓶颈若不及时解除，五年后将付出更大代价？
苏林指出，大会文件是根本性文件，若从源头上阐明，则今后在法律化、制度化和实施过程中会更顺畅、更统一、更少困惑；反之，若文件仍笼统、不完善，则在立法和执行中会出现理解与做法差异，甚至被个人随意“运用”，最终受害的仍是人民。
苏林强调，党、国会、政府与人民的共同愿望有一个非常具体、朴实的“公约数”：国家可持续发展；社会有秩序、有纪律、温暖而人文；人民得到保护并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而向上；凡依法而行者受保护，凡违法者受公平处理，无禁区。
苏林呼吁，每位国会代表既以人民代表的身份，也以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党员干部身份建言，讲出自己真正所见、所思、所忧，并敢于承担责任。苏林相信，凭借经验、与选民的密切联系和过硬的政治立场，各代表定能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来源：越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