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孟雄认为,近年来科技与创新最突出的成果并非体现在某一项单独成就上,而是体现在认知、思维和工作方式的整体转变上。研究—应用—商业化的完整链条被置于解决发展问题的逻辑之中,而不再是各自分散运作。

这些转变已切实落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制度的发展型体制,着力破解瓶颈,使科技成果更快进入社会生活和生产经营领域。尤其是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2025年),立法工作量巨大,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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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中央委员、科学和技术部部长阮孟雄(图片来源:越通社)

第二,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根据联合国评估,越南在2024年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中上升15位,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71位。

在电信领域,越南互联网速度大幅跃升,位居区域领先行列,并进入国际评估前10—15名;4G覆盖率超过99.8%,5G覆盖超过91%人口;100%的乡、坊具备光纤宽带基础设施,光纤入户率达87.6%;智能手机用户比例预计超过85%。

第三,创新能力和创业生态系统不断增强,提升了国家竞争地位。越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44位,并被认定为过去十年中提升速度最快的9个中等收入国家之一。

阮孟雄指出,科技成果带来的重要变化在于国家服务人民和企业方式的转变。借助数字化转型,行政手续和公共服务更加便捷、透明,减少了纸质材料、出行次数和等待时间。

企业的能力和生产率也因技术应用和流程创新而显著提升。自动化、数字化管理和数据利用帮助企业优化运营、缩短生产周期、减少差错、节约物资和能源,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

从民众角度看,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推进,数字空间正成为新的生活空间,教育、医疗、金融、商业等基本服务得以快速、个性化提供,确保人人都能参与并从数字环境中受益。

民众受益于便利,企业受益于生产率和质量,国家受益于治理能力——这正是科技与创新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衡量标准。

谈及第57号决议,阮孟雄表示,该决议重新确立了优先顺序:从按做法、按流程管理,转向以目标和最终结果为导向的管理;同时强调试点机制和在可控范围内接受风险。不接受风险,就不可能有创新。

阮孟雄高度评价国会通过的10部科技与创新领域法律,认为这不仅是增加法律文本,更是构建了新的制度框架,拓展了科技与创新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些法律走在世界前列,如《人工智能法》《数字化转型法》。

首次有多项规定按照科技与创新活动的本质来设计,即承认其存在风险和失败、需要试验,但风险应被治理,而不是通过繁琐手续被扼杀。

企业被确立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中心。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接受者,还被赋予从一开始就参与的通道:主持任务、提出科研需求、与科研院校合作,并在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商业化权利方面拥有更加清晰的机制。

技术商业化也从技术性瓶颈中解脱出来: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定价、以专利和技术诀窍入股、科研成果转化等程序更加简化和顺畅。这缩短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径,将知识转化为产品、服务和附加值。

阮孟雄还强调,创新只有在资本流动被打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建立机制并形成初始牵引力。

首先,要完善法律框架,使私人资本、风险投资和国际资本能够以透明、可控的方式进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科技与创新法》为设立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奠定了基础。

其次,生态系统的互联互通被视为决定性因素。科技部加强了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区和世界主要创新中心的合作,同时提升Techfest、投资与创新论坛等活动的层级,向国际投资者传递明确信号:越南是一个严肃、政策稳定、项目充足、具备资本吸纳能力的市场。

此外,明确重点领域是国家有效引导资本流向的关键。基于此,越南已确定11个战略性技术领域,重点发展保障国家自主、自强,市场需求大、竞争优势可持续的技术方向,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以及服务于能源转型、医疗、农业和国防安全的相关技术。

当国家明确重大问题和长期优先方向时,投资者就能看清目标和路径,从而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而非追逐短期利润。资本只有在清晰的战略愿景和政策一致性的引导下,才能真正形成强劲流动。

关于新的增长模式以及党的十四大文件草案提出的两位数增长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要求,阮孟雄强调,要实现两位数且可持续的增长,科技与创新必须通过一系列战略性解决方案,将宏观目标转化为生产率、增长质量和竞争力。

首先是完善制度;其次是掌握战略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第三是对国家科技项目管理模式和财政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以结果为衡量标准,从“为研究投入资金”转向“订购和购买研究成果”,从投入管理转向产出投资;第四是发展现代化的科技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国家共享数据平台、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与人工智能中心、重点实验室以及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邮政电信基础设施。

最后,要以人才为核心发展科技与创新生态系统。没有人才,就没有强大的科学;没有强大的科学,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必须建立足够有力的机制来吸引和留住最优秀的人才;有效实施“国家-企业-学校”合作模式,其中企业是中心,科研院校是核心,国家发挥引导作用;同时通过公私合营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打通创新资本通道。

(来源:越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