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外交取得巨大的胜利”（胡志明主席语），也彰显了外交工作已真正成为一个极其重要、具有战略意义的战线，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共同构成了国家最终胜利的重要支柱。
日内瓦会议：以战促谈
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东南亚第一个工农政权正式成立。然而，年轻的革命政权随即投入到一场反对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的抗战之中。发挥“决死为祖国生存”的精神，在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军民连战连捷，步步为营。
1953-1954年冬春战略进攻，以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达到高潮。被法国殖民者称为“牢不可破”的奠边府据点集团被彻底歼灭。然而，法国在河内、西贡等地的战略据点以及他们在印度支那的统帅部依然存在。因此，推动和平谈判，迫使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954年5月8日，即奠边府大捷后的第二天，旨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正式召开。越南代表团在胜利者的姿态下，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率领，首次以独立谈判一方的身份出席国际会议，意义重大。
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翻译、后任外交部司长和《越南通讯报》总编辑的黄元同志（1924－2007）曾回忆道：“越南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布允许法方接回奠边府的伤兵，并坚决提出八项建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印度支那三国代表团始终依托越南的胜利优势，果断回击西方的各种诡计与干扰。”
日内瓦会议持续了75天，共举行了31次会议（包括8次全体会议和23次团长级小范围会议）。在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开展了紧张而密集的外交活动，与苏联、中国代表团频繁接触磋商，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限制，因为必须应对大国之间的算计与妥协，包括友好阵营内部在政治解决方案上的分歧，甚至包括界线分割问题和全国大选时间的确定”。黄元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争取国际支持，我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还举行了多场记者会，并接触了数百个法国的民间团体和政治界人士。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不仅坚持阐述立场，还表达了诚意与谈判决心，同时也强烈揭露法国殖民者的好战行径及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我国的正义立场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许多意见要求法国政府认真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
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召开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与法联军印度支那最高指挥部之间的中价军事会议，讨论停火执行与战俘交换问题。据原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曾以“阮文黎少校”身份担任中价军事会议联络官的刘文利上校（1913–2016）回忆称：当日内瓦会议就军事与政治解决方案展开磋商时，中价军事会议则在为即将实施的停火进行具体准备。他指出：“停火之所以能够按期顺利实施，联合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有效处理相关问题，正是因为中价军事会议提前为此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4年7月20日，《日内瓦协议》正式签署，宣布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结束战争。
虽然协议所体现的结果尚未能完全反映我国军民在战场上的胜利和整体斗争态势，但协议的签署依然是我国人民，乃至整个印度支那三国的重要胜利。
作为历史性的里程碑，《日内瓦协议》再次印证了“我们的外交取得了巨大胜利”。协议及相关文件为后续实现国家统一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越南民族基本权利首次在多边国际会议上获得大国的正式承认。法国及与会国家承诺：“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绝不干涉其内政”。法国被迫停止军事行动，并完全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
正如原外交部长阮怡年在纪念《日内瓦协议》签署60周年研讨会（2014年7月）上所指出的那样：“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是在一个由大国主导的多边舞台上进行谈判，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博弈并不完全为我们所掌握。因此，越南在日内瓦的胜利态势未能发挥到极致。但在外交层面，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1973年巴黎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巴黎会议：边战边谈
日内瓦会议将近二十年后，在法国巴黎，越南与美国之间持续4年8个月的谈判，经过201次公开会议和45次私下会晤，最终以《巴黎协定》的签署宣告结束。协定解决了核心问题：迫使美国终止对越南的内政干涉，全部撤出驻南越的军队、军事顾问和军事基地。这是民族解放、国家统一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彰显了越南外交的坚强意志与智慧。
自1965年起，美国直接出兵侵略南越，并对北方发动升级性的破坏战争。同时，美方还在外交上频频施压，以“解决越南问题”为名，要求越南无条件谈判。在坚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美国政府“伪和平”言论的同时，越共中央第十三次中央全会（1967年1月）明确指出：越南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决定战场胜利的关键力量，也是外交胜利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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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代表团团长阮氏平于1973年1月27日签署《巴黎协定》（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
1968年5月13日，巴黎会议正式开幕，也就是越南与美国“边打边谈”较量拉开序幕的标志。
第一阶段（1968年5月13日至10月3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几乎与1968年戊申春节攻势的第二、第三波行动同步进行。越方的目标是：迫使美方无条件停止轰炸北方。
随着美国宣布停止轰炸，第二阶段于1969年1月25日开始，展开四方会谈，同时进行特别顾问黎德寿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之间的秘密磋商，最终促成《巴黎协定》关于越南问题的签署。
实际上，“边打边谈”的格局在谈判后期得到了最充分体现。美国政府不断施行“穿梭式的外交”意图孤立越南、以强压弱、迫使我方让步接受不合理条件。当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止巴黎会议。为打破僵局，1972年12月18日至30日，美国出动B-52战略轰炸机，向我国北方各省市投下上万吨炸弹。面对侵略，越南以“河内-空中奠边府”大捷予以回应，迫使美方停止在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并不得不重新回到巴黎谈判桌。凭借军事胜利，在外交谈判中我们坚定提出高标准要求，迫使美方从南越撤军，而我军则继续驻留南方。
在河内西山街公寓的房间，已故越南驻法首任大使武文松（1928–2018）——巴黎协定签署仪式上越南五名正式代表之一，曾深情回忆道：
1970年11月，他赴法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驻法总代表，承担起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加入黎德寿顾问与基辛格的秘密谈判团队。
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无限期停止谈判，黎德寿顾问特地约见武文松总代表，交代准备与国内协同应对的方案，因为美国很可能会轰炸河内。
武文松大使用温和的顺化口音回忆：“1972年11月27日，我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直接表达了我方将以诚意重返谈判的立场。我们渴望和平，但不是以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就坚决奉陪。舆论不应被麻痹。我建议法国应更强烈谴责美国的战争升级行为，同时积极协调与法国政府、友人、侨界及国际朋友展开更多活动。”
“我从未见过一场持续近五年的国际谈判，海外侨胞像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中那样直接参与。这些越侨中有语言专家直接协助两代表团工作，有人甚至与代表团共同生活。此外，还有与法国及邻近国家朋友们一起组织的很多场示威、游行、集会等活动，支持我们的谈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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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女王”阮氏平灿烂的笑容（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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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平女士（前排最左）与我方代表团成员在巴黎会议期间合影（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有幸接触到一些曾亲身参与巴黎会议的干部，并聆听到许多围绕谈判桌展开的生动故事。原国防部军事战略研究院院长、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军事专家组组长段章中将（1927–2010）回忆说：那些日子里，每次开会，各部门通常都要进入由公安专门设计的隔音保密室，以防被窃听。他仍清晰记得每次为团长级接触所做的筹备会议：“在那间特殊的会议室里，参谋组、方案组以及团长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每个方案都要精确到每个词每个句子。延长五个月的双边谈判中，每周四的发言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春水都反复强调一个要求：美国必须彻底、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然而，美方始终拒绝。西方媒体甚至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在会议外围，外宣工作也被视作一个重要战线。党中央精选了一批外语出色、新闻专业过硬的记者——如阮成黎、李文六、红河、何登、黎平、春莺等随代表团共同赴巴黎。越南革命新闻界在国际舞台上揭露了美帝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罪恶，坚定表达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极大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反战浪潮的高涨。
在我们与著名记者何登的新近交谈中，他动情地回忆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他说，1968年11月初，他正担任《人民报》记者时，受命前往巴黎，担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团团长阮氏平女士的助理，该团后发展为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他不仅起草阮氏平的发言稿，还撰写对外宣传文章，发送回国内，同时在必要时担任团长的“发言人”。
直到今天，当他回忆起与国际记者们围绕越南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正如在巴黎乔治五世酒店直播的《越南》电视节目，及阮氏平女士接受各大媒体采访时的表现依然难掩敬佩与自豪。
何登记者回忆道：“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抛出，有时还故意设置陷阱以‘考验’团长的智慧和气度。‘在狼群中起舞’，阮氏平总是神情镇定，带着微笑和坚定的目光，灵活应对，逻辑严密，从不需要助手协助。”
她曾被提问：“为什么越南双方不互相谈判？”
她坚定地回答：“阮文绍、阮高祺、陈善谦的政权并不代表越南人民，而是美国扶植的傀儡政权。”
又有人问：“你是共产党党员吗？”
她微笑回答：“我是一个爱国者，我的党是一个爱国的党。”
记者再问：“北方军队是否进入南方？”
她答：“越南民族是一体的，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有责任共同抵抗侵略。”
有人追问：“解放区在哪里？”
她锐利回答：“哪里有美军轰炸、破坏，哪里就是我们的解放区。”
如今，已近百岁的越南前国家副主席阮氏平，这位曾被西方媒体誉为“越共女王”的传奇女性，依然思维清晰、神采奕奕。她回忆道：“他们有权提问，而回答的权利属于我们。关键是，既然回答了，就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我认为，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做得非常出色……当我正式在胜利的协定上签字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在外交战线上，能够代表人民、代表战斗中的革命战士，直接与侵略者斗争，这是一份无比的荣誉！”（完）